他在以色列当农民丨每月作家
除了每周推荐一本书（Editor's Pick），今后单读将每月重点推荐一位作家。我们关注年轻的作者，他们刚刚发表新作，或者身处作家生涯的前半程，他们是漫长的汉语写作中最新的一环，并且在彻底改变的世界图景中，仍然致力于捕捉时代精神。第一位是云也退。
作为读者，我们已经很习惯被云也退挑战了。
单读长期发表他的随笔与书评。他的新书《自由与爱之地》，不光是在文体上不拘一格，而是在于文本中所蕴含的内容。在文体上，与其说这是一本游记，毋宁说更像一本小说，一本日记，一本“忏悔录”，原因在于作者本身对于讲故事的修养和特长，以及他在这趟偶然的旅程中必然遭遇的那种对自我、对现代生活、对知行合一问题的艰难求索。
很多笔法都太像小说了，掰开揉碎，把生活的汁水碾出来。但又比看一本真正的小说痛苦，因为他说的都是真的，竟然都是真的！当然小说在某个意义上也是真的，但毕竟隔了一个虚构的安全距离，我们可以袖手旁观，不必完全当真，看完还能面对残酷的生活。但在这本书面前，简直无法逃避，他的难题也是我们的难题，全摆在眼前了。这也是“忏悔录”的意思，他跑到以色列去过集体农庄的生活，本质上是为了面对自己，或者正是因为他在越来越局促的生活里无法面对自己，才需要打开那个历史和现实的空间，打开一种新的想象。这一点最能让人收益。
但话又说回来，它保持了一本游记的基本面容，是值得高兴的，这样可以让更广泛的读者容易发现它，选择它。毕竟我们对于异域的想象和向往，成了现在最普遍的一种求知上的愿望。而对于熟悉他的人来说，其实看的时候一直在期待他少写一点，写短一点，好多给我们一点时间赶上他。
——单读主编 吴琦
单读问云也退
第一本书出版后的感觉怎么样？
一个很主要的变化是，往后再有人叫我“作家”，我不会感觉受侮辱了。
出版和写完的感觉有什么不同吗？
写完时感觉像做好一件作品，出版，就像给它放上价格标签。
写这本书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哪儿？
在于保持距离。那些我见过的人在头脑中召之即来，但我还得假装不认识他们，退回到初见时的感觉。因为我希望读我的字的人也能体会到我的好奇。
保持长期的阅读和写作，耐力主要来自于哪里？和健身有关系吗？
大概来自太阳吧。我总想肯定一个事实，即在太阳底下活着本身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，但是反复说这句话，人就听腻味了，所以我得写各种东西来证明咱不但活着，而且对得起偶然得来的生命。所以一到阴天下雨我就会去干别的，比如上健身课。
作为评论家，看待自己的作品时，眼光和判断力会有怎样的变化吗？
会有变化，不再沉浸，而是一如我读所有其他书时那样挑剔，只不过宽容度高些，会想，作者很不容易，连份正经工作都没有。
接收到最有建设性的批评意见是什么？
“不要过十年再出下一本，一两年就差不多了”。
自由撰稿的状态打算保持多久？对于一个作家来说，这种状态比同时有一份稳定工作更容易吗？
持续多久算多久了。写东西更适合我，因为能完全控制自己，能忽略那些自己必须忽略的东西，比如谁谁的市值又超过一个亿了。干别的就无法做到这一点，就会想，那一个亿的市值咋不分我点？
如果不写作，你会做什么其他工作？
做料理吧？不知道。
你猜测，人类的未来发生哪些不可思议的变化？
心情可视化，记忆渐冻，注射式生殖，共享自杀……
在以色列，完成一部“反游记”
云也退
四年前，完成 20 万字书稿的最后一个字时，这本书还不叫《自由与爱之地》，而叫“内奥·茨马达记事”。Neot Semadar 是我在书中所写的村庄的名字，Neot 在希伯来语里意为“地方”，Semadar 则是一种花的名字。“内奥·茨马达”，这个音译，对于完全不知其所以然的人来说，大概会很拗口，但我却顺溜得就像在说“拉斯维加斯”一样。
我写了一本无法归类的书，我称之为“反游记”的游记。内奥·茨马达是以色列的一个村子，在该国东南角，从村里往外开车，不出两百米就是茫茫沙漠，站在村里看周围的山，也都是以荒地为主，棕榈树都是后栽的，一棵一棵有点稀。村里有大人孩子二百多个。每天上工之后，大人们就分散出去，到各个安排好的岗位上劳动：锄草，剪枝，插苗，侍弄椰枣，帮厨，盖房子，牧羊，酿酒，包装小食品……村里每天都有一些志愿者，我作为其中的一员，在这里待了 31 天，每个工作日早晨和下午各有一轮劳动。我本以为不可能待这么久，但结束时，我扪心自问：在这里再熬两个月，还是可以忍受的吧？
常规的游记都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跑，见到了什么风景，什么路人，结识了怎样的同伴，有艳遇的人还会通过文字重温一遍，让它变成一桩真正的美事。我也写了以色列的各个地方：耶路撒冷，当然去过，老城区的基督教堂，能进去的我都去了，但我记得的是它的钟声，它的石头，它的泥土：很多泥土都仿佛是刚刚烧焦过似的，很多石头显然因为年岁的关系发黑，但用手触摸，手上却很干净，并无污垢。老城区非常小，城外的新建筑也都是统一风格，淡黄色的石头统一来自境内的某个采石场，就连墓地的墓碑，看上去都一样的朴实。当钟声敲响，山城的风在街上劲吹，忽然之间，心里就有什么东西被击中了。
是什么东西呢？不好说，不好写，好像一诉诸文字，我就是在曲解它。到以色列的人，十有八九都是带着“朝圣”之心的，不管这份心思来自内心固有的情怀还是旅行社蓄意的炒作。于是他们很容易被打动，但一写出来，这种感动总是沦为对风景和历史的泛泛的赞美，和缅怀。黑袍黑帽的犹太教徒在你身边走来走去，游客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存在，他们的语言，他们在读什么，想什么，你压根就不懂，你只能确信他们是虔诚的；他们崇拜的东西，比如哭墙，是老旧的，残破的——那么你究竟感动什么？难道仅仅是感动于他们的虔诚？
▲哭墙
我相信，以色列是一个不适合写游记的地方，“触景生情”之“情”往往是硬挤出来的。以色列没有休闲的老头老太，让你感慨他们的岁月静好，不像中国人那么焦虑到死，也并没有举目都是艺术品的宗教场所，这里的博物馆都不大，其中最有名的是大屠杀纪念馆，从里面出来，你除了感慨灾难之可怕，表示“永志不忘”外，恐怕就没别的想法了。基督教的圣地，犹太教的圣地，伊斯兰教的圣地，它们之间会互相叠合，普通游客根本分不清，只能在乏善可陈的纪念品市场里扔下几文钱，扭头就去死海买面膜及其他护肤品。说穿了，以色列的景观根本不理会游客，它们只对在这里生活的人有意义。
我走了一些地方，然后来到内奥·茨马达，然后离开，又去往其他地方。我认识的人越来越多，他们好奇地问，你们国家这么大，我们这里这么小，你又不信犹太教，你为什么要来？我说，我想看看你们，我想看看你们在这片天地里成为怎样的人，以及，为什么会如此。
我意识到，我将要完成一种“反游记”：不是人去景中走一趟，对着风景长吁短叹，而是景侵入人心，用一种氛围来不断地引起人的回应。在村里，第一天劳动，我就被分配去山上盖房子。全村的人都出动了，男女老少，有的搅水泥，有的砌砖头，有的铺路，有的负责把晚饭从村里送到山上，志愿者们被集合起来互相认识。我第一次干类似的活，当我把水泥用小车摇摇摆摆地运去房子那边时，看到那些砌墙的人都笑吟吟的，把手里的工具伸过来，仿佛自己不是在干体力活，而是领取年终奖似的。
在工地上和我搭伙的那个汉子，名叫埃雅尔，那一天我们都只顾干活，没怎么说话。几天以后，我在食堂吃完饭，路过窗口时，他正在里面帮厨。我觉得眼熟，却认不出来，以色列男人很多都长那模样：光脑袋，灰色眉毛，眼神冷峻，不胖不瘦的中等身材——我正要走人，他从洗碗水中伸出一只手，握住了我的手，叫出了我的英文名：“Leo”。
我被“认出”了。似乎在耶路撒冷也是一样。埃雅尔叫完我之后，也没有更多的寒暄，他就继续忙他自己的工作去了，而当那钟声停下后，我就从触动中复原，知道耶路撒冷并不会发给我一张“圣地结业证”。但是，仅仅是那一次认出，就让我浑身有力，内心充实。生命里真的会有这样的奇迹，是完全没有外在效果，只在当事人的心灵深处发生的。
和普通的游记不同，“反游记”是一种内心之旅，向内心走去，侦察、追索那里面的一举一动。以色列，包括它最有名的地方和最不为人知的地方——一个地图上未必查得到的小小村子——都有触动内心的本事，不过更确切地说，是以色列人，我认识的那些和我不认识的那些，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和风景里，给予我特别的精神待遇。内奥·茨马达充满了矛盾：它荒凉又繁荣，冷清又热闹，危险又安全。以色列也是如此。一个游客只能在那里找到三四个可称“景点”的东西，但你若被它“认出”，则目之所见，耳之所闻，都是惊喜或感动。
我们的游记很少是会这么写的：无所不在的注意力，无所不在的反思与想象，7×24 小时地接近真相——我待得越久，就越是觉得这块土地上有值得我去寻找的答案。“内心之旅”一词可能有些俗气，但在那些“到此一游+百科词条复制粘贴”式的游记面前，一点点孤独的追求都显得那么奢侈，而把它写下来的过程，却比那些复制粘贴的爱好者更加轻松惬意：因为我已经那么充足，完全不在乎有几个人能体会我的思路，跟上我的幸福感。
▲《自由与爱之地：入以色列记》，云也退著，
理想国出品，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9 月版。
《自由与爱之地：入以色列记》（节选）
云也退
索尔·贝娄在《更多的人死于心碎》里借拉亚蒙医生之口说过一个有关“六日战争”的笑话：为什么国防部长摩西·达扬把律师编入第一冲锋梯队？因为他一声令下“冲啊（charge）！”律师们就奋不顾身地冲上去要钱（charge）了。多好的文字游戏，但一定不是以色列人自己的原创，它狡猾地把战争和犹太人贪财的名声糅在了一起。
休息日，我继续读《第七天》这本毫无笑点的书，人们辩论着最严肃的问题，我困意忡忡时，就去翻看有阿摩司·奥兹参与的对话。奥兹的声音跟别人都不同，最尖厉，最情绪化，一种动人的、死钻牛角尖的人道主义。他说：我们在以暴易暴的不归路上越走越远，“六日战争”的胜利进一步麻痹国人的神经，让我们误认为真的可以靠武力主宰中东。书中收了奥兹的一篇名作《陌生之城》，写他在“被解放的耶路撒冷”的观感：士兵们拥抱、跳舞、潸然泪下，其他城市的犹太居民争先恐后地要一睹阔别已久的圣城的芳容，众多国际游客第一时间蜂拥而入，在耶路撒冷周边定居的犹太人冲着驶过的军车热情招手：“这些东西无法形诸言辞。我再一次对自己说，我所有的爱都在耶路撒冷，但那意味着什么？这就像是一场恋爱，一种矛盾的、折磨人的力量：她是我的，却那么陌生，她被我征服，面露敌意，我拥她入怀却又无法企及。”
一些左派学者喜欢谈论“六日战争”的后遗症，他们认为，只有国家把边界退回到这场战争前的样子，和平才有希望。也就是说，还西岸于巴勒斯坦人，还戈兰高地于叙利亚人，最好再把耶路撒冷交给国际共管。这种看法，连我都觉得太激进、太天真了。不说别的，哪个住在边境的以色列人还能忍受宵禁的滋味？我还记得，在火车上，老爷子说到被叙利亚士兵拿枪瞄准时的样子，他的眼睛里突然堆满了易燃物。
▲“六日战争”中的以军坦克
“六日战争”还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：战争的胜利引起的集体性乐观，导致以色列在一个大时刻到来之时成了旁观者。1968 年夏天，以法、德、美为中心，欧美大陆刮起的社会运动风暴，地理疆界和意识形态疆界双双被冲破了，法国和联邦德国的激进分子握住了从民主德国、波兰、匈牙利、捷克斯洛伐克、苏联、希腊、土耳其那边伸过来的同志之手——唯有以色列风平浪静。
法国的“五月风暴”里，一干犹太人出尽了风头，其中最活跃的是一个叫科恩-本迪特的德裔犹太学生，他长得粗鲁，一头红色卷发，当时拿着西德护照在南泰尔大学攻读社会学，巴黎和西德两头跑，俨然一个国际主义战士。在大学里，科恩-本迪特最关心的一件事是性自由，5 月 3 日，他率领的游行学生进攻戴高乐的总统府，要求总统下令学校解除禁令，破除男女之防，允许异性学生互访对方宿舍。科恩-本迪特冲在最前边，他拿着大喇叭喊话的画面出现在各种报纸上。法国人阴险地赞曰：“这小子，犹太佬，操了夏尔·戴高乐！”
科恩-本迪特的队伍扩大了一场全城高校的学生暴动，随后工人也参加了进来，整个法国都瘫痪了。学生们喊出了更激进的口号：要消灭工作，要摧毁布尔乔亚社会，要改变等级化的社会体制，他们在墙上喷了“让想象力统治”的口号。“学生运动的领导层里有太多的犹太人，多到一个什么程度？很多法国人把它看作一场犹太人的暴动。”以色列开放大学的教授耶尔·奥隆说。他专门研究法国左翼里的犹太激进分子，“不过，学生领袖并不是犹太教徒。他们想融入法国的世俗社会，设法改变它，发起暴动只是改变的途径之一。”
不管怎么说，“五月风暴”显示犹太人依然不是省油的灯，他们善于通过领导和组织，把细微的不满收集起来，扩成浩大的声浪。然而，科恩-本迪特和法国学生的事迹没有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任何反响，一贯爱提意见、爱管闲事的犹太人，在那一两年间享受着战胜国的快乐。当年，法国的学生组织收到了来自全世界所有“自由国家”的学生团体表示关心和支持的电报，唯有以色列国内的学联毫无动静。以色列人仍旧沉浸在“六日战争”的狂喜之中，他们不关心其他地方的革命了。
▲ 1968 年 5 月至 6 月，法国爆发“五月风暴”
六十年代的以色列，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缓行向右。六十年代初，有一本写以色列建国历程的书《 Exodus 》畅销了好几年，在美剧《 Mad Man 》里，唐·德雷珀受命给以色列航空公司编写广告词，靠读这本书来补充相关知识。美国人把以色列看成中东的斯巴达，认为它乏味、自负，奉行苛峻的黩武精神，农业和基布兹是其内政的支柱，所有文化都与二战和大屠杀牢牢拴在一起。还有，处于工党统治下的以色列与苏联集团关系密切，就像唐那个野心勃勃的小同事彼得说的：“那是个什么国家？共产党的地方！”
彼得的话未必武断。在“六日战争”之前，以色列并不比同时代的中国开放多少，垦荒时代留下的艰苦奋斗作风深植于人们的行为之中，建国者设想的“新人”是在社会主义的环境里培养的，他们不怎么需要娱乐，不需要太多的信息来源，他们打开收音机听不到几个电台；他们穿着蓝灰色和白色的短裤 T 恤，趿拉着拖鞋在大街上走来走去，女人早早就长出了祖母相，大脸盘子，圆点印花的绸布连衣裙是她们最时髦的打扮，男人依然戴着世纪初流行于中东的坦布尔帽，眼角的细纹很多而信息量很少。最终导致国门打开的是政府弃苏投美的策略，以色列取得了军事胜利，“光复”耶路撒冷，引来各国游客毕至，一线的西方时尚文化踏破了迦南的门槛。电视广告一拥而入，第一批精品时装店在特拉维夫的迪赞戈夫大街露脸，便利店，快餐店，大型商场，那些左右着西方世界生活的东西也开始左右起以色列人的审美来。大约到了 1970 年代晚期，李维斯牛仔裤给承载着光荣往事的工农兵风格带来了致命一击。以色列进入了自由消费和奢侈品的时代，越来越像一个西方国家了。
此间的左派怀起旧来，风格大同小异，怀七十年代、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的民气，痛责第 10 频道夜里 7 点档的名模表演、真人秀、“Big Brother”和“Master Chef”。我读过一位七十多岁的退休学者的长篇访谈，1990 年代，她在三任政府里当过顾问，对以撒·拉宾有深厚的感情。她说，晚至九十年代中期：以色列社会也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：
“那时国人都知道，我们必须变得跟别的国家、别的民族不一样，我们要成为‘选民’，那时，我们的社会是团结的。现在的政府只为自己执政，只为了钱而执政。媒体过去在影响社会，现在退化为被社会影响，公民没有任何方式去影响更多的人。这个社会仅仅想逃避而已。这是一个靠着逃避、起士奶酪、葡萄酒和名人为生的社会，这个社会有逃兵役、逃税、有分配不公的服兵役义务、扭曲的税务制度、严重的工资差别待遇。学校里的孩子拿老师当垃圾。父母拿医生当垃圾。一切都不再神圣，人们什么也不敬。”
▲ 特拉维夫沙滩上的女人，摄于1934 年
我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理解这所谓的“逃避”，它已经成了舆论谴责社会时绕不开的一个关键词了。这里，和十五年前、二十年前一样，平均每个月都会有一两次小小的流血事件，别的国家的人，在国际新闻里看到以色列又爆了一枚什么炸弹，抢险人员在一片烟雾里拖担架，几个人对着镜头痛哭，早就不会有什么情绪波动了——“又是那儿，嘿。”在这种环境里，若说“逃避”，也就是拒绝承认由来已久的动荡不安还远没有消除而已。但是，如果这算“逃避现实”的话，以色列人就该不知道怎么“面对现实”了——倘若他们真的不想自杀的话。
我合上书本，关掉网页，让头脑在枕上落位，静悄悄地滑向梦乡。今夕何夕？中东的酷暑之夜，内奥·茨马达把时间都冰冻了起来，而四季依然轮转，羊群还在哒哒地散步，嘁嘁嚓嚓地吃草，星星点点的种籽随风飘扬……足够止住所有的思考，安放未有寄托的人心了。无人出工的日子，小村智能化地安排着人们每日需要的一切：面包在烤箱里慢慢地翻滚，锃亮的钢刀穿过砖那么厚的豆腐块，横三刀，竖四刀，西芹从刀刃上走过，变成一段一段的，白菜哗哗地卸掉层层叶片，一百多只西红柿排着队跳下水池冲洗干净，钢勺将它们挨个拍扁，扔进炖锅里同鸡蛋会合……水枪吱吱地叫，肥皂沫漫过了食堂的地板，葡萄酒迹和腌橄榄的咸浆随水漂去。贴着各人名签的衣服钻出了梯形的衣箱，匍匐着往洗衣机爬去，隔日上午，便会有素不相识的人来提醒你：衣服洗好了，可以去洗衣房拿了；喷灌龙头濡着腐殖土，推着湿漉漉的绿苗钻了出来，坠落的椰枣一言不发地变黄，变黑，腐烂，瓦解。乡间的黑夜吞没了一切，看不见山廓树梢，全赖这里那里的灯光照出几分人间的味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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